365天体育下载安装_365bet在线体育赌博_365体育验证邮箱_集团诉讼网

执业许可证号:311100005674563241
  • 内页广告
你当前的位置:首页 > 律师动态 > 维权动态
365体育验证邮箱

维权动态

司法部《法律与生活》封面报道:探究圣运律所高胜案率背后…

2019年01月15日 16:42 来源:365天体育下载安装_365bet在线体育赌博_365体育验证邮箱_集团诉讼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正好40周岁。”王有银说。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高大帅气的王有银真正做到了“不惑”。无论是讲述代理案件的幕后故事,还是解读创办、管理律所的理念,他的话语之间都投射出对律师职业、律所、律师行业的清晰认知。

       11年前,王有银以“吃螃蟹者”的姿态把征地拆迁类的行政案件作为自己的律师专业;8年前,他开办了一家以征地拆迁法律服务作为“主营业务”的律师事务所——365天体育下载安装_365bet在线体育赌博_365体育验证邮箱(以下简称圣运律所)。

       如今,这家位于北京市广渠门雍贵中心的律所依旧像当初定位的那样“只为被征收人维权”。通过公司化管理的方式,律所各项指标保持高速增长。

       作为团队的领军人物,王有银如何处理管理与律师业务、自身利益与律所投入、律师与当事人方面、律师与政府方面等一系列关系?又是通过什么因素,让圣运律所代理的案件保持着极高的胜诉率?

       为了打开问号,《法律与生活》记者先后于2018年6月、11月对王有银和圣运律所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王有银律师登上《法律与生活》封面

1.与“民告官”案件的缘分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王有银赶上了法治进程中一个重要节点——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这一年即2002年,走出法学院不久的王有银参加了首届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并取得了山东某市第一名的好成绩。

王有银律师

       这意味着,王有银的律师梦就要实现了。

       在很小的时候,王有银心中便驻扎下了一个律师梦。

       那是20世纪90年代之初,少年王有银来到一座沿海城市串亲戚。大人去上班之后,这名天生有一颗好奇心的少年会四处走走。收入他眼帘的景象,既有开放城市的繁华,也有被查身份证的画面——那些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人,有很大概率会被送进收容所。

       查身份证的场景,嵌入了王有银记忆深处,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他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情景和电视剧里的律师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通过香港TVB看过的港台片中,不乏律师慷慨激昂地为弱势者呐喊的情景。他在想:“自己能不能像电视剧里的律师那样,来帮助老百姓理清哪些事情是合法的,哪些事情是违法的?”

       也是在那次“串亲戚”时,王有银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天,王有银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外出时,被几个穿着类似警察制服的人拦下。对方让他出示自行车证,他拿不出来,对方便要对他罚款。最终,由于自行车证在车主那里,他身上又没钱交罚款,自行车便被查扣。

       “我的自行车是借来的,人回去了,车却没了。亲戚问车被谁扣了,我也说不清。”在20多年后回忆往事时,王有银依旧感慨不已。

       “将来有一天,我要改变这种现状。”为公众的法律需求和自身的安全需求,王有银立下如此誓愿。

       考大学时,王有银选择了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把律师职业作为唯一选项。在以优异成绩通过司法考试并拿到律师资格证后,他进入当地律师行业并度过了职业生涯最初的五年时光。

       在那段时间里,王有银曾为不少韩资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并深受欢迎,也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法务工作。但是,最能牵动他情怀的却是一起“民告官”案件。

       那起“民告官”案件的当事人王峰(化名)是王有银的一位亲属。他驾驶小轿车通过一个铁道路口时,被一列火车撞得车毁人伤。那个被归入“无人值守”之列的路口因为与村庄主干道交叉而危险陡增,实际上有人看守(看守人在事发时脱岗)。王有银代为去找铁道部门交涉,得到的答复是“路口有警示标志”,言下之意撞了白撞。

       后经深入调查,王有银发现了一份铁路部门对事发当天的道口值班员所做的处分决定。原来,值班员是因参加婚礼而擅离职守。以处分决定作为证据,王有银再度与铁路部门交涉。但是,对方依旧认为自己无责任。

       案子就这样陷入僵局。

       王有银请教了一些律师同行,也咨询过法官,得到的答复都是“这个案子打不赢”。因为对方有过错且认定“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王有银便继续寻找突破口。后来,他锲而不舍地查资料、找证据,终于发现了事发路口的设计不规范问题——此处在修建铁路时挖出一个凹槽,让视野大大受限,司机在距离铁道只有20多米时才能看见火车,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避险时间。

      基于此,王有银代表亲戚把铁路所属的威海市政府和铁路部门起诉到了当地的铁路运输法院。

      在受理案件之初,法官的话令王有银至今印象深刻:“我们的工资是铁路部门发的,你们这个案子不可能赢。”这句话让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普通人在纠纷面前的无助。

      相关障碍,除了法官在铁路部门领工资外,还有他们心中“汽车是和火车抢路”的刻板认知。但是,在听了王有银关于出事地段的铁路设计存在问题的陈述后,法官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最终,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画上句号,铁路部门和地方政府承担了30%的责任。

      这样的成果,对初出茅庐的王有银是极大的鼓励。据此,他确立了一个认知:“政府的很多行为是可诉的,而且官司可以打赢。”

      因为一份执着和对事物的清晰认知,王有银的律师业务很快便风生水起。后来,一方面因为“在地方上执业”会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锤炼自身的实务能力,他于2007年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律师”。

      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缘分,在北京供职的第一家律所,王有银代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一起征地拆迁案。从此,他与征地拆迁业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2007年11月底,河北省遵化市几位村民来北京请律师维权。王有银头天接到案件,第二天一大早便乘坐长途汽车赶往拆迁现场。到达现场那一刻,他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击中了——雪后的遵化,天寒地冻,大批被强拆房屋的村民栖息在一片瓦砾中搭起的窝棚里。

      拆迁有手续吗?政府在拆房子前发过文件吗?你们拿到过补偿吗?王有银抛出这些问题后,村民的回答都是“没有”两个字。

      当村民的头摇成一片时,王有银惊呆了。“这么冷的天,没有文件,没有说法,没有给一分钱补偿,就把这么多房子拆了?”他说,自己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实性。

      彼时,“冤死不告状”的观念依旧盛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村民不会走上“民告官”这条路。

      在事发时的2007年,只代理征地拆迁案件的律师可谓凤毛麟角形容。在王有银的印象中,北京的律师圈子里,专门代理征地拆迁案的律师不超过10人。原因在于,多数律师无法确定征地拆迁是否能成为一个律师业务方向;有的律师则认为“代理征地拆迁案是和政府作对”,因而退避三舍。

      29岁的王有银却有独立的认知。在他看来,律师这一职业的本分是化解社会矛盾,不是和谁作对。当时的宏观背景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这样一来,政府工作就需要监督,而民众和律师是不可或缺的监督力量。

王有银律师和他的当事人在一起

      “提起诉讼,是用法律手段帮助地方政府纠正错误。”王有银说。基于这样的认知,进入北京之初,他便张开年轻的臂膀拥抱了征地拆迁法律业务。

       回头再说遵化市那起案件。通过王有银的努力,遵化案件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高度重视该案的该院行政庭庭长亲自审理此案。最终,案件在村民获得足额补偿的情况下调解结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站在化解矛盾的立场上处理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令王有银深受鼓舞。遵化案件旗开得胜,加之对征地拆迁法律服务大有前途的认知,在代理遵化案件后,王有银把征地拆迁业务作为自己律师生涯中的业务发展方向。

2.办一家有服务标准的律所

       2010年岁末,圣运律所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32岁的王有银和四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对律所的定位是“专门代理征地拆迁案件”。

       虽然王有银很年轻,但他是起步于2007年左右的征地拆迁律师专业的奠基者之一。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三年之后,他的突出认知有两点:第一,这个业务领域压力巨大。第二,这个领域应该有个统一的业务标准。

       律师业是一个与个体经验和智慧高度相关的行业。一个行业共识是——每位律师代理案件的“技术”都是独一无二的。循着律师业的这一“惯例”,初创阶段的征地拆迁律师业也是律师个人各显其能。

        “由于大家的认识不同,加之律所都实行提成制,结果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王有银如是描述当时的状况。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在办案过程中启动程序时,有的律师可能只启动一个程序,可王有银却会启动几十个程序。

        由于没有标准可以参照,王有银只能摸索着往前走。在代理了一定数量的案件后,王有银对标准有了清晰认知。

        这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把自己所在的律师行业定位于服务业。“律师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服务业,就要有标准。没有标准,谈不上专业。”王有银如是说。

        在进入征地拆迁律师领域不久,提炼标准,便成了王有银的日常。

        事实上,王有银对标准的提炼和创立建立在提升办案质量的基础上。面对案件,他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把案件调查清楚。

        “调查得越清楚,我们提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越准确。律师提供的内容越准确,在法庭开庭或者和政府谈判时,越能获得法官和政府官员的理解与信任。”王有银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

        到2010年下半年,王有银决定创办一家“有服务标准”的律师事务所。

王有银律师阐述律所发展

 

        “一家律师事务所到底该办成什么样”,是王有银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不做规模最大的律所,不做最赚钱的律所,做一家伟大的律所。”

        对“伟大”,王有银如是解读:“不是别人办案子你也办案子,而是在办案子的同时对法治进程有所贡献。”基于此,在当时律师机构几乎都是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的情况下,他决定创办中国第一家专门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师事务所。

        对王有银的选择,认可者寥寥。有的律师觉得代理征地拆迁案件太累,有的律师则不愿意和老百姓打交道。在他看来,大家对行政法律服务领域误会太深。

        “越是没人做的事情,越是需要有人去做,需要有人去倡导。”王有银说。他所倡导的东西,有一定高度:“法治中国的建设每年都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律师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承载着王有银的梦想,北京圣运律所于2010年12月28日诞生。

        自那时起,圣运律所便沿着一条专业化、标准化的路径前行。而提炼和修改标准的习惯,王有银保留至今。如今,王有银通过10年时间“一条一条地摸索”,已经提炼出108条征地拆迁案件规程。这些规程,让年轻律师在入职圣运律所后有了坐标系并能以较快速度修炼出良好的专业能力。

        带动圣运团队快速成长、圣运律师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上述规程,即将由法律出版社结集出版。透过其中“一斑”,可窥见“全豹”。

        王有银团队代理的案件不乏矛盾和冲突剧烈的群体性案件。面对这类案件,他们创设了“主动和政府方面沟通”的方法。在受理案件后,圣运律所会给政府机构发“沟通函”,站在化解矛盾的立场上,表达希望代表当事人与政府进行沟通的诉求。“沟通函”发出后,不少政府部门会主动同律师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圣运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同时,在当事人和政府之间搭建了谈判平台。

        圣运律所的“沟通函”消解了不少拆迁官员关于“律师制造矛盾”的误解。

        “组合诉讼”,也是王有银提炼的规程之一。

        这一规程,来自王有银对政府行为的观察。他发现政府行为具有连贯性。就土地开发来说,项目开发先经发改委立项,再进入规划许可环节,然后进入土地开发环节。

        因为法院审理“民告官”案件时只对政府文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文件在形式上没有问题,法官就会判定政府行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王有银团队把最后一个环节上的土地管理部门作为被告,往往难以有好的结果。

        “法官一锤定音后,问题就不好解决了。”王有银说。

        为了让法院对文件进行实体审查,王有银发明了“组合诉讼”的方法。组合诉讼,就是“分开起诉”,即分别状告发改委、规划局或国土资源局。

        用“组合诉讼”的方式,王有银在江苏打过一场官司。针对发改委的一份“前期”文件,他代当事人将发改委起诉到法院。按照规定,用“前期”文件代替正式文件是违法的。虽然文件上写着“前期”两个字,但发改委坚称文件没有错。法官采纳了发改委关于“王有银的当事人‘对文件理解有误’,把‘前期’文件当作正式文件”的观点而判决其败诉。

       把这份关于有“前期”二字记载的判决书作为证据,王有银代当事人以该部门“依据‘前期’文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都违法”为由起诉了当地规划局。

       官司打到这里,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案件开庭时,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坐在旁听席上。最终,政府部门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案件以调解方式解决。

       由于专业且倾情投入,王有银团队往往能在政府行为中发现薄弱点。他们从这个点入手,让政府部门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之处,促使政府尽快与老百姓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项目打得趴下,而是维护老百姓的合理诉求。”王有银如是说。

王有银团队的理念是,只保护合法利益,不为当事人谋求非法利益提供服务。


        “总得有人为弱势群体代言”

        “农民也有尊严,农民也有财产权利。”出生在农村的王有银,对农民的无助感同身受,对“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句话的含义有深刻理解。

        站在农民的角度,王有银思考过一个问题。按照法律规定,我国的土地分“城市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性质。集体所有,意味着土地是以一个村集体为单位的农民共有资产。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低价征收集体土地后高价转让”的现象。

        王有银接触的一起个案,给农民的对价是每人每月25斤大米。透过大量个案,他发现征地拆迁矛盾的总根源在于“农民得到的补偿过低”。他给出的出路是“让农民把土地高价转让,政府通过向农民收税的方式获利”。因为“地价越高,税收越高”,这样做既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又符合国家发展趋势。

        基于在征地拆迁纠纷中“老百姓常常是弱势一方”的认知,王有银团队做出“只为被拆迁人维权”的承诺并在网上公开发布。他们这样做,来自一份把这件事“做到底”的坚持。

        “哪天没有强拆了,我就转行或者退休,但不会干到中途就去为政府提供服务。”王有银笑着说。其实,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征地拆迁矛盾在我国成为历史尚需时日。

         事实上,在王有银进入征地拆迁法律服务领域的10年时间里,随着房屋和土地的征收数量爆发式增长,矛盾纠纷增长呈井喷状态。与此同时,随着民众法律服务需求大量增加,进入这一领域的律师也越来越多。

       “老百姓的需求多了,律师应当更专业。”这是王有银对自己团队提出的要求。

        2013年1月,王有银团队接受1102名农村百姓的委托代他们维权。

        这起日后被称为“宋家滩案”的当事人来自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在1102名当事人所在的中西部地区,老百姓遇到不服气的事情时,传统的做法是组织一批人去闹。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常常成为不稳定的隐患。“宋家滩案”事关一个村庄所建市场的拆除,不仅涉及人数多,而且矛盾比较尖锐。

       受理案件后,王有银一方面引导当事人放弃“围攻政府机关”等非理性维权方式,另一方面运用策略一次性把省市区三级政府作为被告提起14起行政诉讼案,并积极与政府及法院进行沟通。令他欣慰的是,当地政府官员接受了律师的观点,民众也听取了他们“理性维权”的建议。

       最终,14起案件5胜9败,1102名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合理补偿。

       据王有银介绍,“宋家滩案”是当地第一次通过法律手段化解的群体性事件,最终的结果是“各方共赢”。“政府了结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隐患,法院案结事了,村民也安居乐业了。”王有银说。

       这场因为强拆引发激烈官民冲突的事件在法律轨道上圆满落幕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宋家滩案的法律价值》的时评予以肯定。

       王有银团队为弱势群体代言,既体现在对个案提供专业化服务上,也体现在推动制度建设和进步方面。

       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曾力主《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在此背景下,圣运律所和中国政法大学一道推出一个民间版本。在与之相关的一次研讨会上,参会专家既有学者,也有政府官员。王有银发现,大家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唯独“没有人为农民代言”。

        “在进行与土地有关的立法的时候,不能是所有人都站在其他立场上发表意见,而农民作为最重要的群体却没人代言。”王有银说。于是,无论是在研讨会上还是在“民间版本”的条例起草过程中,他都坚定地“为农民代言”。

       在王有银团队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同时,对方也给予他们倾力支持。

       基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把律师代理案件看作“挑事儿”的观念,征地拆迁律师这一职业充满风险。近几年来,律师被打事件中的受害者几乎都是代理征地拆迁案件的律师。

       在上述背景下,王有银团队在代理案件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被跟踪、被恐吓、被一些基层拆迁官员非理性对待的事情都发生过。与此同时,当事人也会倾尽全力保护律师的安全。

       王有银对自己第一次去福州代理案件的情景记忆犹新。案件开庭时,上百名旁听者“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一座大法庭。很多人没有座位,一直站着听。法庭休庭时,旁听席上的掌声响成一片。

       庭审结束后,由于大法庭的打印机出现问题,王有银需要跟着法官去行政庭办公室打印并核对笔录。他在那里等着书记员打印笔录的时候,法警负责人来到他面前说:“王律师,你能让他们先走吗?他们都在院子里等着你呢。”

       除了自己的当事人,王有银并不认识那些旁听者。他便让当事人去劝说旁听者离开。当他核完笔录走出法院办公楼后,被眼前的景象感动了:“当事人和旁听者在院子里站成两行,又一次鼓起掌来。他们说,你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

       “老百姓遭遇不公,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律师存在的价值。”善于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的王有银如是说。

分享按钮